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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OM新作：杭州世纪中心，310米杭城最高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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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容开放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基因，由此注入杭州城。20世纪90年代，在改革开放浪潮中，“善贾”的杭州人接连打造一批国内知名品牌，既有传统实业，也有新兴企业。

在亚运会之前，杭州还在2016年举办了另一场重要的世界级会议——G20峰会。这两场国际盛会也让杭州获得“双会之城”的称号。杭州之门，便是“亚运之城”献给世界的惊喜之一。

杭州的高楼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快速生长。1986年，杭州友好饭店建成，高70米，地处繁华的平海路，紧临西湖边。这个高度，现在听起来并不算高，但早年间，杭州的建筑多以江南地区常见的平房为主，70米的高度足以让其成为当时的地标式高楼。不到三年，高103.6米的杭州大厦矗立在武林广场，成为杭州新的第一高楼。就像游戏通关一样，高度越高，进展就越具挑战性。而从2018年高280米的博地中心，到2023年高310米的杭州世纪中心，30米的跨度，仅用了五年光景。

这一切看似偶然，实则必然。建筑某种程度上便是城市的骨架。城市在行进，骨架亦会生长，去匹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“高度”。当然，一味追求数字的模式，在这座互联网之城里早已被淘汰。从拔地而起的不断上升的高度中，所有人都欣喜地看到了亚运与建筑之间的互相成就。

建筑之于“全民亚运”的意义之一，是其共建共享的特性。日本京都的传统民居建设，总会强调一种“共生”理念——人与自然、土地、建筑在环境中的“和”，即相互依存、互利互惠的关系。京都的城市建设全然仿造中国盛唐时期，也能从中窥见“天人合一”的法则对东方文化影响之深远。而在拥有众多千年名刹的杭州，当灵隐之风吹来佛学信仰，对禅与自然的珍重则更为深刻。

当今要实现“共生”目标，正是科技大显身手的时刻。亚运会提出绿色与智能的办赛理念，杭州之门则出色地完成了这份命题作文。这是官方公布的一些成绩：较于常规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目标实现节能18%、采用高效节能器具，目标实现减少用水量20%、获得国际性绿色建筑预认证证书……

杭州之门让人感受到的，不再是冰冷的钢筋水泥。建筑并非血肉之躯，是人赋予了其功能和意义，使其与我们在同一片土地上呼吸、生长，才有了温度。同时，建筑作为人类活动的产物，比向上更重要的，是“向善”。这也是一个城市地标的应有之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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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忆与性格

有时，无声的建筑才是保管记忆最好的工具。每个人的内心总有一座“地标”，它可能是老家山城的一座雕像，也可能是海滨小城的一座喷泉，当然，还有可能是繁华一线城市的摩天大楼，或岁月浸泡过的文化遗产。而对一座全新的建筑来说，能走进人们记忆的时刻，才真正成为这个城市的一部分。

除了亚运会的宣传，许多人对杭州之门留下印象是一次夜幕时分。从杭州之门西塔顶层的停机坪上远眺，一条杭州城市新中轴线闪亮而清晰：钱江南岸的绿地杭州世纪中心与五幢高楼形成“北斗七星”景观，与对岸钱江新城的“日月同辉”建筑群遥相呼应，宛如“七星拱月”。在这一刹那，自然与人文因为建筑而重合。在眼中装进这一幕的自己，也因此与世界和解了一下。

“这座城的庄严与秀丽，的确是世界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，而且城内处处景色秀丽，让人疑为人间天堂。”著名航海探险家马可·波罗在元代到访杭州，留下的记忆是“豪华富丽”和“各种大小桥梁”。而他走过的钱塘江岸，在数百年后诞生了杭州之门，一座新的、具有时代意义的“豪华的桥梁”。记忆就以奇妙的方式在这片土地上延续下来。

我们还能从这些记忆里提取到更多信息，比如，一座城市的性格。

“一时‘临安’，一世偏安。”南宋时期，杭州名临安，为都府。《人间杭州：我与一座城市的记忆》一书中写道：“今天杭州人的某些城市性格——追求安逸、避谈政治、热衷投资做买卖和街谈巷议，或许都是那一百多年的‘临安岁月’打下的底子，而它们分明也烙下了‘偏安’的气质。偏是一个选择，安是一种姿态，它提供一种小心翼翼的安全感，最终构成属于所有时代的集体无意识和生活方式。”

西湖的文雅与运河的世俗相安于杭州。临安，维持着一种避世又入世的微妙平衡。杭州之门的双翼与其说是翱翔天际的翅膀，不如说是一个天平，平衡着时代的步伐，不追求独树一帜的冒出头，而是留存着中庸之道的智慧，相对而立，连贯互通。

因为见证着人们的悲欢，建筑变得鲜活而具象。人们对城市记忆的迭代，也以建筑为坐标而展开。不得不说，这是一种漂泊在时间之河里，让人留恋的安全感。杭州之门里的杭州风貌，还在书写与更新。幸好，我们都没有停下脚步。